中国的绘画史可以上溯到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距今至少有七千余年的历史。

最初的中国绘画，是画在陶器、地面、和岩壁上的，渐而发展到画在墙壁、绢、和纸上。使用的基本工具是毛笔和墨，以及天然矿物质颜料。在无数画家不断探索、创新的努力之下，逐渐形成了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并有着自己独立的绘画美学体系。

>>>>基本概括

有关中国绘画的起源问题，像有关中国历史的起源一样，令人不可琢磨。究竟中国的绘画开始于何时？何地？是何人所创造？这一谜团千年以来一直萦绕在历代美术史研究者的思绪中。唐代的张彦远在他的开创性著作《历代名画记》中，将中国绘画的起源追溯到传说时代，指出那时的象形文字便是书写与绘画的统一。而在他看来，图形与文字的脱离，才使得绘画成为一门专门的艺术，探讨绘画技巧的工作则晚至秦汉才开始，魏晋时名家的出现，才标志着绘画臻于成熟。这1000多年前提出的有关早期中国绘画发展的理论至今仍基本成立。所不同的是现代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的史前和历史早期绘画形象的实物，不断增加着我们对早期绘画艺术的了解。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造型艺术，在彩陶及绘画、陶塑和雕刻方面，均有一定的成就。

我们习惯上把从公元前21世纪建立的夏开始，经过商、西周直到到春秋、战国的这一时间段统称为先秦。由于铜器和铁器的相继发明和推广，加上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扩大，社会生产力显著提高，各种手工业得到了迅速发展。除了为礼教服务的青铜艺术、商周的玉石雕刻及战国的彩漆木雕以外，寓有兴废之诫的庙堂壁画及人物肖像画，受到了先秦统治者的普遍重视。但直到本世纪初，对于先秦绘画的研究还只是凭借着那些并不完全和丰富的记载进行的。在长沙等出土的帛画与漆画，为探讨先秦绘画艺术的面貌，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

>>>>史前绘画

我们对史前绘画的了解是从出土的彩陶及遍布全国的岩画遗存中得来的，而今天的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作品的创作大多出于宗教和巫术的目的，并不是出于审美和欣赏的需要。

>>>>绘画的萌芽

石器时代是中国绘画的萌芽时期，伴随着石器制作方法的改进，原始的工艺美术有了发展。但在若干年以前，我们所掌握的中国绘画的实例还只是那些描画在陶瓷器皿上的新石器时代的纹饰。但，在中国的许多省份发现了岩画，使得史学家们将中国绘画艺术的起源推前至旧石器时代。在这些众多的发现中，也包括了许多描绘人的图像，有些堪称宏幅巨制。内蒙古阴山岩画就是最早的岩画之一。在那里，我们的先人们在长达一万年左右的时间内创作了许多这类图像，这些互相连接的图像把整个山体连变成了一条东西长达300公里的画廊。据推测，是宗教或巫术的感召促使先人们不辞辛劳地创作了这些图像。类似的图像还可以在苏北的连云港孔望山将军崖岩画遗址中见到。

>>>>新石器时代的绘画艺术

探讨新石器时代的绘画，我们仍然要把目光投向那些地处边远地区的神秘岩画。在云南沧源发现的岩画反映了人类的活动，包括狩猎、舞蹈、祭祀和战争。岩画的构图更趋于复杂，所表现的内容也由单个的物体发展为互相关联的具有动感的人。它们的存在使我们看到了中国绘画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当然，这个时期的“艺术家”们在绘制岩画的时候并没有任何的边界的限制，岩面也并没有作任何的处理，它们的创作是无拘无束的。

这一切的改变源自于陶器和木结构建筑的出现，具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艺术家们马上就发现这些材料是绝好的作画之处，于是，缤纷的色彩和丰富的纹样出现在这些器物上。以质朴明快、绚丽多彩为特色的仰韶文化与马家窑文化的彩陶图案，是我国先民的杰出创造。此外，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河姆渡文化等，也有一定数量的彩陶。仰韶类型的彩陶以在西安出土的半坡陶盆《人面鱼纹盆》最具特色，也最耐人寻味，关于这种图案具体的含意一直在猜测之中。庙底沟类型的彩陶的图像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绘制于陶缸上的《鹳鸟石斧图》，出土于河南临汝闫村。该图以写实手法所描绘的鸟、鱼及斧据说代表了鹳氏族兼并鱼氏族的历史事件。此外，在青海大通出土的马家窑类型的舞蹈纹彩陶盆，描绘了氏族成员欢快起舞的景象，堪称新石器时代绘画艺术的杰作。

>>>>先秦绘画

在整个“先秦”时代中，春秋以前属于奴隶制社会，战国以后则进入了封建社会。伴随着社会分工的扩大，各种手工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出现了所谓的“青铜文明”。统治阶级的需要带动了美术各门类的发展，绘画当然也不例外，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我们今天能够见到的先秦绘画遗迹少之又少，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被推测为大部分的绘画都绘制在了易于腐烂的木质或者布帛上面。在商代的多处墓葬中发现了残存的彩绘布帛，在商代王室的墓葬中更是发现了很多的木质品上的漆画残留。可见，用漆作为颜料绘制器物在当时已很广泛了，常用的黑、红两种基本色的并置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据说，那时的漆绘制品经常是与铮亮的青铜器以及白色的陶器摆在一起的，极富观赏性。在殷墟也曾发现过建筑壁画的残块，以红、黑两色在白灰墙皮上绘出的卷曲对称的图案，颇有装饰趣味。西周、春秋、战国时期都有庙堂壁画创作的情况被记载下来，楚国屈原著名作品的《天问》就是在观看了楚先王庙堂的壁画后有感而作的。　幸运的是，在长沙的楚墓中先后出土了两幅战国时期的带有旌幡性质的帛画，它们都属于公元前3世纪的作品。两画描绘的都是墓主的肖像，一幅为妇人，其上方绘有飞腾的龙凤；另一幅则是一位有身份的男子，驾驭着一条巨龙或龙舟。墨线勾勒的侧面肖像及伴有象征意义的动物是两画的相同之处，所不同的是《人物御龙图》所表现出来的画家技巧要熟练了许多。

>>>>秦汉绘画

秦汉时期，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与巩固时期，也是中国民族艺术风格确立与发展的极为重要的时期。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政治、文化、经济领域的一系列改革使得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为了宣扬功业，显示王权而进行的艺术活动，在事实上促进了绘画的发展。西汉统治者也同样重视可以为其政治宣传和道德说教服务的绘画，在西汉的武帝、昭帝、宣帝时期，绘画变成了褒奖功臣的有效方式，宫殿壁画建树非凡。东汉的皇帝们同样为了巩固天下，控制人心，鼓吹“天人感应”论及“符瑞”说，祥瑞图像及标榜忠、孝、节、义的历史故事成为画家的普遍创作题材。汉代厚葬习俗，使得我们今天可以从陆续发现的壁画墓、画像石及画像砖墓中见到当时绘画的遗迹。秦汉时代艺术以其深沉雄大的气魄，在中国美术史上放射着夺目的光彩。

秦汉时代的绘画艺术，大致包括宫殿寺观壁画、墓室壁画、帛画等门类。

一、 宫殿寺观壁画

秦汉时代的宫殿衙署，普遍绘制有壁画，但随着建筑物的陆续消亡几乎丧失殆尽。本世纪70年代发现的秦都咸阳宫壁画遗迹第一次使我们领略到了秦代宫廷绘画的辉煌。在秦宫遗址3号殿的长廊残存部分上，发现了一支有七辆马车组成的行进队列，每辆车由四匹奔马牵引；另一处残存的壁画则表现的是一位宫女。这些形象都是直接彩绘在墙上的，并没有事先勾画轮廓，可以被认为是中国传统绘画中“没骨”法的最早范例。西汉的壁画则主要是为了标榜吏治的“清明”而创作的。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中记载了当时一个诸侯王所建宫殿里壁画的盛况。宣帝时更是在麒麟阁绘制了11位功臣的肖像壁画，开了后世绘制功臣图的先河。东汉明帝时，由于明帝本人的爱好，壁画创作之风更盛。派使赴西域求来佛法后，在新建的白马寺绘制了《千乘万骑群象绕塔图》，这是中国佛教寺院壁画的肇始。

二、墓室壁画

秦代的墓室壁画遗迹，迄今尚未发现。但是汉墓壁画的发现，则早在本世纪20年代初就开始了。传出洛阳八里台的那组空心砖壁画，是有关西汉墓室壁画的首次重要发现。1931年，辽宁金县营城子壁画墓的清理，则揭开了东汉墓室壁画的面纱。在随后的数十年间，在全国各地又发现了四十余座壁画墓，为探讨汉代绘画艺术的发展状况，提供了最为重要的实物资料。

这一时期，已发现的最为重要的壁画墓和墓室壁画有：属于西汉时期的河南洛阳的卜千秋墓壁画、洛阳烧沟61号墓、陕西西安的墓室壁画《天象图》；属于新莽时期的洛阳金谷园新莽墓壁画；属于东汉时期的山西平陆枣园汉墓壁画《山水图》、河北安平汉墓壁画、河北望都1号墓壁画以及在内蒙古和林格尔发现的壁画墓等。它们分别描绘了有关天、地、阴、阳的天象、五行、神仙鸟兽、一些著名的历史故事、车马仪仗、建筑及墓主人的肖像等，含意复杂，但大多是表现墓主人生前的生活以及对其死后升天行乐的美好祝愿，希望死者在艺人们营造的地下世界里享受富足的生活。

三、汉代帛画

汉代画在缣帛上的作品很多，但历经千年之后，遗存极少。目前最重要的发现有本世纪70年代分别出土于湖南长沙马王堆、山东临沂金雀山的汉墓中的西汉帛画。马王堆1号墓中出土的帛画的含意最为隐晦，学者们的解释极为多样，但一般都认为帛画的上部和底部分别描绘的是天界和阴间，中间两部分则表现的是死者軑侯夫人的生活场景。(二十世纪中页, 长沙马王堆考古发掘中惊现一首完整女尸, 墓葬年代久远, 锦缎漆器无数, 珠光宝气, 豪华典雅。据考证, 此乃西汉名将、长沙国宰相、軑侯利仓的夫人辛追死后的栖身之地。在经历汉高祖、汉惠帝、汉文帝初年的漫长岁月里, 才女辛追度过了坎坷而又絢丽的一生。电视剧<

汉画像石。画像石是遗存丰富，很有特色的秦汉美术史资料。艺术家们以刀代笔，在坚硬的石面上创作了众多精美的图像，用以作为建筑构件，构筑和装饰墓室、石阙等。全国发现的汉画像石数以千。据载，画像石萌发于西汉昭、宣时期，新莽时有所发展，到东汉时进一步扩大，主要分布于山东、河南、陕西、四川及其周围地区。

西汉晚期画像石以山东沂水鲍宅山凤凰刻石、山东汶上“路公食堂画像”为代表；新莽时期则以河南唐河冯君孺人画像石墓为代表，墓内刻30余幅画像，描绘现实生活及神怪异兽等。东汉前期画像石的代表作品有山东长清孝堂山石祠和南武阳石阙画像石。东汉后期的画像石以山东嘉祥武氏祠最为著名。该石祠自宋代即为金石学家所重视，元代受水后被掩于地下，至清乾隆时才重见天日。其中的武梁祠的画像石最为精美，皆用减地平雕加阴线刻的技法雕成，多为历史故事及神仙、奇禽异兽，技法高超。作者善于抓取历史故事矛盾冲突的高超，并善于运用必要的景物以交代特定的环境，人物之间的呼应关系也处理得非常出色，如《荆轲刺秦王》。出土于成都羊子山1号墓、现藏于重庆市博物馆的《出行、宴乐画像石》为四川汉画像石的优秀代表作。

秦汉画像砖。画像砖是秦汉时代的一种建筑装饰构件。秦汉至西汉初期，多用于装饰宫殿衙舍的阶基；西汉中期以后，主要用于装饰墓室壁面；东汉则是画像砖艺术的鼎盛时期。

秦代的画像砖用模印和刻划两种方法制成，形状分大型空心砖和实心的扁方砖两类。临潼出土，今藏陕西省博物馆的一块《侍卫、宴享、射猎纹画像空心砖》，是现存秦代模印画像空心砖的代表作。西汉画像砖则以河南洛阳的出土品为代表，以简洁有力，形象生动传神著称。东汉的画像砖以河南、四川两省出土最多。艺术造诣最高的是四川成都一带出土的东汉后期画像实心砖，画面一次模印而成，构图完整，大多表现现实生活情景，代表作有《弋射收获画像砖》等。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绘画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艺术方面的变化更多的是体现在书法艺术方面，楷书真正出现了。绘画艺术的变化虽然不象书法那么显著，但是社会风气的变化，崇佛思想的上扬，都让本来简略明晰的绘画进一步变得繁复起来。曹不兴创立了佛画，他的弟子卫协在他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作为绘画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南方出现了顾恺之、戴逵、陆探微、张僧繇等著名的画家，北方也出现了杨子华、曹仲达、田僧亮诸多大家，画家这一身份逐渐地进入了历史书籍的撰写之中，开始在社会生活中扮演愈来愈重要的角色。

在这一时期中，发展得最为突出的是人物画（包括佛教人物画）和走兽画，而中国绘画中的其他各科还远未成熟，东晋顾恺之的传世作品《洛神赋图》中出现的山水只是作为人物故事画的衬景，山水画的逐步独立直到南北朝后期才趋于完成。之所以会这样，也是由于这一时期绘画的主要任务决定的——为政教服务，“是知存乎鉴戒者图画也”。这也是那时绘画的一个主要特点。

>>>>隋唐时期的绘画

隋代的绘画风格，承前启后，有“细密精致而臻丽”的特点。来自各地，集中于京畿的画家，大多擅长宗教题材，也善于描写贵族生活。作为人物活动环境的山水，由于重视了比例，较好地表现出“远近山川，咫尺千里”的空间效果，山水画开始独立出来。

唐代的绘画在隋的基础上有了全面的发展，人物鞍马画取得了非凡的成就，青绿山水与水墨山水先后成熟，花鸟与走兽也作为一个独立画科引起人们注意，可谓异彩纷呈。初唐时的人物画发展最大，(《步辇图》是唐朝画家阎立本的名作之一，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现藏于故宫博物院。作品设色典雅绚丽，线条流畅圆劲，构图错落富有变化，为唐代绘画的代表性作品。具有珍贵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公元640年（贞观十四年），吐蕃王松赞干布仰慕大唐文明，派使者禄东赞到长安通聘。《步辇图》所绘是禄东赞朝见唐太宗时的场景。现存画作被认为是宋朝摹本。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绢本，设色，纵38.5厘米，横129.6厘米。 被称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

《步辇图》是唐代画家阎立本的作品，内容反映的是吐蕃（今西藏）王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入藏的事。它是汉藏兄弟民族友好情谊的历史见证。)山水画则沿袭隋代的细密作风，花鸟画已经出现个别名家，宗教绘画的世俗化倾向逐渐明显和增多。从已发现的乾陵陪葬墓壁画的山水画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的比较简单的斧劈皴。以薛稷、殷仲容为代表的花鸟画，则设色和水墨的形式都已出现。此外，这时最著名的画家还有阎立德与康萨陀等。他们的作品和作风丰富了初唐时期的画坛，为盛唐画风的突变奠定了基础。虽然，他们的作品大多没有流传，但是我们从乾陵各陪葬墓的壁画、新疆出土的绢画与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中，都可以看到当时他们不同的风格。

盛唐时期是中国绘画发展史上一个空前繁盛的时代，也是一个出现了巨人与全新风格的时代。宗教绘画更趋世俗化，经变绘画又有发展。不同地区的画法交融为一，产生了颇受欢迎的新样式，以“丰肥”为时尚的现实妇女进入画面。以吴道子、张萱为代表的人物仕女画，从初唐的政治事件描绘转为描写日常生活，造型更加准确生动，在心理刻划与细节的描写上超过了前代的画家。（《虢国夫人游春图》描写的是唐天宝年间唐玄宗的宠妃杨玉环的姐姐虢国夫人和秦国夫人及其侍从春天出游的行列。前面有三个单骑开道，依次为男装仕女乘黑色马；中间并列两骑，即虢国夫人和秦国夫人并辔而行，均骑浅黄色骏马，虢国夫人居全画中心位置，秦国夫人侧向着她，二人脸庞丰润，雍容华贵，神情悠闲自若；最后并列三骑，中间为保姆，一手执缰绳一手搂着怀中小孩，保姆右侧为男装仕女，左侧为红衣少女。作品表现了贵妇们游春时悠闲从容的欢悦情绪，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上层社会奢侈淫逸的享乐生活。出游行列成前松后紧组合，统一中有变化，富有节奏感和韵律感。

《捣练图》，唐代画家张萱作，绢本，工笔重彩设色画，纵37厘米，横145.3厘米。现藏本系宋徽宗摹本，原属圆明园收藏。1860年“火烧圆明园”后被掠夺并流失海外，现藏美国波士顿博物馆。《捣练图》卷表现妇女捣练缝衣的工作场面。描绘了从捣练到熨练各种活动中的妇女们的情态，刻画了不同人物的仪容与性格。表现的是妇女捣练缝衣的场面，人物间的相互关系生动而自然。从事同一活动的人，由于身份、年龄、分工的不同，动作、表情各个不一，并且分别体现了人物的特点。人物形象逼真，刻画维肖，流畅，设色艳而不俗，反映出盛唐崇尚健康丰腴的审美情趣，代表了那个时代人物造型的典型时代风格。）

而山水画则在此时已经获得了独立的地位，代表的画家有李昭道、吴道子和张璪，分工细和粗放两种。（《送子天王图》（又名《天王送子图》、《释迦降生图》）是唐代吴道子根据佛典《瑞应本起经》创作纸本墨笔画，一说宋人摹本。该作现藏于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全图分为三个部分：第一段描绘一位王者气度的天神端坐中间，两旁是手执筋板的文臣、捧着砚台的仙女，以及仗剑围蛇的武将力士面对一条由二神降伏的巨龙。第二段画的是一个踞坐在石头之上的四臂披发尊神，身后烈焰腾腾。神像形貌诡异，颇具气势，左右两边是手捧瓶炉法器的天女神人。第三段即《释迎牟尼降生图》，内容是印度净饭王的儿子出生的故事。从画面上，可以看到释迎牟尼降生时，他的父亲抱着他到寺庙朝谒见自在天神的情景。此图写异域故事，而画中的人、鬼神、兽等却完全加以中国化、道教化，当是佛教与中国本土变化至唐日趋融合之势所致。此图意象繁富，以释迦降生为中心，天地诸界情状历历在目，技艺高超，想象奇特，令人神驰目眩。该图着色较淡，近乎白描。）泼墨山水也开始出现。花鸟画的发展虽不象人物画和山水画那样成熟，但在牛马画方面却名家辈出，曹霸、韩干、陈闳、韩滉与韦偃等都是个中好手。（《照夜白图》是唐代画家韩干创作的一幅纸本中国画，现藏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这幅画是用水墨线描完成的，描绘的是唐玄宗李隆基喜爱的坐骑“照夜白”的形象，它被系在一木桩上，鬃毛飞起，鼻孔张大，眼睛转视，昂首嘶鸣；四啼腾骧，似欲挣脱羁绊。此画不仅画出马的膘肥肌健的外形，更着力表现其桀骜不驯的雄骏神采。用笔简练，线条纤细而道劲，渲染不多而体积感、质感颇强。

《五牛图》是唐朝韩滉创作的黄麻纸本设色画，又名《唐韩滉五牛图》，该作品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五牛图》中的五头牛从左至右一字排开，各具状貌，姿态互异。一俯首吃草，一翘首前仰，一回首舐舌，一缓步前行，一在荆棵蹭痒。整幅画面除最后右侧有一小树除外，没有其他的背景，因此每头牛可独立成章。《五牛图》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少数几件唐代传世纸绢画作品真迹之一，也是现存最古的纸本中国画。）此外，著名的画家王维、卢稜伽、梁令瓒等也名重于时，时至今日还能看到他们的传世作品或者后世的摹本。

中晚唐的绘画，一方面完善盛唐的风格，另一方面又开拓了新的领域。此时，以周昉为代表的人物仕女画及宗教画更见完备。（要说中国古代历史上，时尚女性“街拍”的代表作，那唐代周昉所作的《簪花仕女图》绝对算得上是典范。我们今天就跟着《簪花仕女图》来学习一下，作为优雅的女性该如何装备自己。服饰要潮奢“仕女”一词是指宫廷贵族家庭中的妇女。《簪花仕女图》中一共出现了6个人物，无论是出生贵族的仕女，或是他们的侍女。他们都穿着当时被认为是最奢侈的单品——丝绸。画中的女子所穿的丝绸服饰纹样不同，造型不一，这绝对是最低调的炫耀。发型要华丽五位亭亭而立的贵妇们，头梳高髻，簪着金步摇，从左到右他们头上分别插着芍药、海棠、荷花、蔷薇和牡丹以装饰。这样高耸华丽的发髻，绝对是高配的发型。宠物要独特《簪花仕女图》中一共出现了两只小狗、一只仙鹤和一只蝴蝶。为了配合主人服饰的颜色，小狗的身上被绑上了红色的丝带。唐朝贵族们会给他们的宠物请上一位美容师，给狗狗们的毛发染色。只是为了每天出街的时候能配合他们服饰的颜色。而画中另一个“宠物”则是一直仙鹤。仙鹤是一种有趣的动物。它或升腾，或垂落，举止高雅，行为高洁。而这样一只有“情怀”的动物，绝对是最独特的宠物。姿态要优雅画面左侧起最后一位髻插芍药花的贵族仕女，白地帔子绘有彩色云鹤，从肩后伸向前胸下垂。她右手举着刚捕捉的蝴蝶，左手提起帔子，使它成为垂直。她上身往前微倾，以迎接向她跑来的小狗。画中贵妇的姿态各异，但都动人、温腻、柔软，透露出娇、奢、雅、逸的气息，表露出一种闲适的生活本质。《簪花仕女图》是全世界范围内唯一认定的唐代仕女画传世孤本。除了唯一性之外，其作品的艺术价值也很高，是典型的唐代仕女画标本型作品，代表唐代现实主义风格。《簪花仕女图》的这种仕女画风格在当时画坛上颇为流行，极大地影响了唐末乃至以后各朝代的仕女画坛和佛教艺术。该作展现了极为浓郁的时代特色和民族气息，是中国传统绘画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部作品。作品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而王墨等人的山水画则发生了变异，盛行树石题材，渐用重墨，泼墨山水也开始出现。《江帆楼阁图》是唐代画家李思训绢本设色，立轴，纵101.9厘米，横54.7厘米，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江帆楼阁图》描绘的是游春情景，是一副唐代画家李思训以“青绿山水+金碧山水”创作的传世国画山水名作。画家以细笔勾出轻漾的水纹及远处飘荡的小舟，舟行渐远渐小，凸显了江天的壮阔浩渺，江岸的山峰耸峙峻秀，岸上的树术翁郁苍翠，层叠错落、密树掩映的曲折山岭间有碧殿台阁，水榭赤栏修筑于松竹小径，其间有游人穿行于桃红丛绿之中；坡岸之上，两人正临水驻足，赏春抒怀；另见四人沿山上小路而来，主人骑马，三个仆人或引领，或挑担，或提物，前后簇拥而行。此图使人远离尘世，倾情自然，纵目千里，给人以清新而“超然物外”之感。边鸾、滕昌祐、刁光胤等的花鸟画作品则体现出了花鸟画的日臻完善。此外，李真与孙位也是当时的著名画家。虽然他们的作品大多已无从得见，但从日渐发现的出土作品与壁画中，可以让我们想见当时的盛况。

 >>>>五代两宋的绘画

五代十国历时53年，虽然纷争并峙，但在绘画创作方面并没有停止，仍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五代十国的书画，在唐代和宋代之间形成了一个承前启后的时期。无论是人物、山水，还是花鸟，都在前代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变化和面貌。中原地区的战乱，并没有使得寺庙壁画的创作陷入停顿，但是风格都依托于吴道子的风范之下。在山水画的创作中则将唐人的水墨法大大发展了，出现了荆浩开创的北方山水画派。

《匡庐图》传为五代时期荆浩创作绢本墨笔画，现藏于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全幅用水墨画出，画法皴染兼备，充分发挥了水墨画的长处。画幅上部危峰重叠，高耸入云，山巅树木丛生，山崖间飞瀑直泻而下，大有“银河落九天”之势。山腰密林之中深藏一处院落，从院落之中一路下山，山道蜿蜒盘旋，道旁溪流宛转曲折，最后注入山下湖中。山脚水边，巨石耸立，村居房舍掩映于密林之中。水上有渔人撑船，不远的坡旁路上，有一人正赶着毛驴慢行。画中只有两人，人物在画中只作为陪衬。 其中有宋高宗所书“荆浩真迹神品”六个字，一般认为是其真迹。

此画画中绝磴悬崖，平麓云林，虽看不出具体皴法。但笔墨间表现出了山的雄伟气势，烟岚的深远缥缈，比唐代山水大大前进了一步。

南唐的相对安定和其统治者对书画艺术的偏好，使得南唐绘画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夏山图》是五代时期画家董源创作的绢本水墨淡设色画，现藏于上海博物馆。该画作展现了江南峰峦叠翠，云雾缭绕，林木繁茂的夏日景致，画中绘有许多辛勤劳作的山民和家畜，洋溢着浓厚的自然气息和生活情趣。

《秋山问道图》是五代画家巨然创作的绢本墨色绘画，秋山问道图宋·巨然绢本墨笔纵165.2X横77.2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巨然，生卒年不详，五代宋初画家。江宁（今江苏南京）人，为开元寺僧人。工画山水，师法董源，早年着力刻画形象，晚年渐逐平淡。对中国山水画的发展有很大贡献，与董源并称南方山水画派之祖。本图无款，以立幅构图，画重重叠叠的山峦，下部清澈的溪水，曲折的小路通向山中，山凹处茅舍数问，屋中有二人对坐，境界清幽。后人谓巨然之山水，善为烟岚气象。

画院的创立为画家开辟了新的出路和去向，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开始左右民间的绘画观念和风尚。人物肖像画、宗教画和仕女画都有名手出现，皆从前代的吴道子和周昉等处脱胎。

《韩熙载夜宴图》是五代十国时期南唐画家顾闳中的绘画作品，现存宋摹本，绢本设色，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韩熙载夜宴图》描绘了官员韩熙载家设夜宴载歌行乐的场面。此画绘写的就是一次完整的韩府夜宴过程，即琵琶演奏、观舞、宴间休息、清吹、欢送宾客五段场景。整幅作品线条遒劲流畅，工整精细，构图富有想象力。作品造型准确精微，线条工细流畅，色彩绚丽清雅。不同物象的笔墨运用又富有变化，尤其敷色更见丰富、和谐，仕女的素妆艳服与男宾的青黑色衣衫形成鲜明对照。 在山水画上，则出现了与北方相异的江南山水画派，它的开创者时著名的画家董源。花鸟画也由于宫廷贵族的喜好而逐渐发展起来。南唐的著名画家有曹仲玄、周文矩、顾闳中、王齐翰、高太冲、董源、徐熙、赵干和卫贤等。地处内陆的西蜀则因为晚唐以后不断有画家避乱入蜀，也设立了画院，在宗教壁画的创作方面极为兴盛，宗教人物画方面则出现了贯休、石恪等有变形风格的作品和写意画法。同时代的花鸟画则显得极其精致，黄筌父子是其完善者和光大者。

中国院体工笔花鸟画始于唐代，成熟于五代，鼎盛于两宋。千余年来，名家辈出。五代有“黄家富贵（黄筌）、徐氏野逸（徐熙）”。特别是两宋时期，由于帝王宋徽宗的提倡与参与，工笔花鸟画盛极一时，成就了“宣和画院”的辉煌。五代时期，是工笔花鸟画的成熟期，工笔绘制的勾勒、渲染、立粉、点染等各类技法都已经发展成熟。五代时期的工笔，从“精微”上来说，或许不如两宋，但是在画面的格调、气韵表现上已和两宋院体画风一般无二。

960年到1127年间的北宋和南宋时期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极为尖锐，并多次经过战争破坏，但社会的发展却没有止步，在手工业、农业、商业发展的基础上，文化艺术也走向的新的繁荣，绘画也迈向了一个新的台阶。

北宋继承了五代西蜀和南唐的旧制，建国之初，就在宫廷中设立了“翰林书画院”，对宋代绘画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也培养和教育了大批的绘画人才。徽宗赵佶时的画院日趋完备，“画学”也被正式列入科举之中，天下的画家可以通过应试而入宫为官。这是中国历史上宫廷绘画最为兴盛的时期。北宋画坛上，突出的成就是山水画的创作。画家们继承前代传统，在深入自然，观察体验的过程中，创造了以不同的笔法去表现不同的山石树木的方法，使得名家辈出，风格多姿多彩。李成和范宽为其代表。

《读碑窠石图》是五代时期李成与王晓合作创作的绢本墨色画。现存于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图中残碑上应有小字二行，一书“李成画树石”，一书“王晓补人物”，但现存此图中已无此二行小字，所以一说为摹本。 《读碑窠{读ke}石图》为双拼绢绘制的大幅山水画，表现冬日田野上，一位骑骡的老人正停驻在一座古碑前观看碑文，近处陂陀上生长着木叶尽脱的寒树。此画取景集中，以枯树、石碑和人物构成画面的主体，颇有荒寒冷寂的气氛。树枝以细线勾勒，再用墨染，枝干皆作“蟹爪”状，纵横交错，有苍劲之感。坡石为侧笔所绘的圆润而少有皴擦的线条构成，此为后世称之的“卷云皴”。枯树与石碑的组合，强化了幽凄惨澹的环境气氛，暗示出对遥远历史中那辉煌繁华往事的追忆。

《溪山行旅图》北宋画家范宽。绢本浅设色，纵206.5厘米，横103.3厘米。站在画轴前，只觉得大山压顶，咄咄逼人，令人仿佛身临其境。画面上部三分之二是满满的一座山峰，以粗笔浓墨勾勒山石的轮廓，然后以雄厚的中锋，依石纹反复加皴其独特的点皴（有“豆瓣皴”、“雨点皴”、“芝麻皴”、“刮铁皴”多说），再层层笼染墨色，山石坚硬的质感异常强烈。然而在右边半山之石缝，一股清泉几经盘桓，一泻直下，途中遇阻，分作两绺溅落深渊。这悬瀑，在构图上极有意义，既加深了“高远”之势，又使坚固的山体包孕了柔和的动感，大山仿佛因此有了生命。下部则精细地刻画了巨石山岗，溪水潺湲，古树茂密，楼阁隐现，一条崎岖山路横穿其间，行来一队旅人，四头骡马载物艰难跋涉。比对大山的宏伟，人显得如此渺小，不过是匆匆过客。这幅典型的北方全景山水的“高远”构图，已与李成惯用的“平远”构图大不同，似乎更多地接受了荆浩的影响。而范宽独具个性的艺术表现力，也促成这幅画成为千古之丰碑。虽然后人学范宽的不少，但是学其构图者总也不如其山势雄伟逼人，学其皴法者总也不如其石质硬朗厚重，故难以形成流派。照说崇尚“淡墨轻岚”的董其昌似乎不能认同此画，但董还是被其强悍的艺术感染力所折服，赞为“宋画第一”。而现代画家徐悲鸿则更是情有独钟，他以为“中国所有之宝，故宫（微博）有其二，吾所最倾倒者，则为范中立《溪山行旅图》。大气磅礴，沉雄高古，诚辟易万人之作”。

此画流传有绪，确认为范宽的真迹无疑，但900多年来，人们一直以不能在图上找到宋人的字迹或印鉴为憾。直到1958年秋台北故宫的一位叫李霖灿的研究员在画幅的右下树荫草叶间发现“范宽”两字，这才拨开迷雾。

花鸟画在北宋时期的宫廷绘画中占有了主要地位，风格是黄筌的富贵之风，直到崔白等画家的出现才改变这个局面。《双喜图》是北宋画家崔白创作的绢本设色画，共有两幅，一幅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馆，另一幅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作品描绘出深秋时节，寒风萧瑟，枯木衰草，落叶调零，呈现出一派秋风肃杀的冷峭凄凉景象。整幅画面当中两只灰喜鹤之间，灰喜鹊与野兔之间，鸟、兽与自然环境之间，刻画的生动自然，情景交融，充分的表现出它们之间相互呼应的关系。 画中各物在作者的笔下蠢蠢欲动，大得自然野趣。 北宋人物画的主要成就表现在宗教绘画和人物肖像画及人物故事画、风俗画的创作上。武宗元、张择端都是人物画家中的卓越人物。

在北宋时，除了宫廷和民间各自存在有数量可观的职业画家之外，还有一支业余的画家队伍存在于有一定身份和官职的文人学士之中。他们虽然不以此为业，但是在绘画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探讨方面，都有显著的特点和突出的成就，并且已经自成系统，这就是当时被称作“士人画”，后来被叫做“文人画”的一类。以官僚贵族和文人身份参与绘画的创作活动，古已有之，但是那些人的作品和职业画家的作品没有分别，也没有自己的理论体系。但从北宋中期以后，苏轼、文同、黄庭坚、李公麟、米芾等人在画坛上活跃起来，文人画声势渐起。

《墨竹图轴》是“墨竹画”宗祖文同的存世代表作，文同（1018～1079）字与可，自号笑笑先生、锦江道人，世称石室先生。本幅画一竿悬崖倒垂竹，墨竹作弯曲状，由左上斜向右下方，竹叶以浓墨为面，淡墨为背，阴阳向背层次分明，开后世墨竹之先河。

这种画法所学者甚多，尤其元代吴镇，搜集了学文同画竹法的宋元画家25人小传，编成《文湖州竹派》一书，而鼎鼎大名的苏东坡，既是文同的表亲，也是他画竹的学生，在苏东坡的多方彰扬下，“文与可”成为了墨竹画的宗祖。

由于文同长年累月地对竹子作了细微的观察和研究，竹子在四季的形状有什么变化；在阴晴雨雪天，竹子的颜色、姿势又有什么两样；在强烈的阳光照耀下和在明净的月光映照下，竹子又有什么不同；不同的竹子，又有哪些不同的样子，他都摸得一清二楚。有个名叫晁补之的人，称赞他说：文同画竹，早已胸有成竹了。成语“胸有成竹”的典故便源于此。

《五马图》为李公麟北宋画家.创作的绘画作品，无名款。现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 。此图画的是宋朝元佑初年天驷监中的五匹西域名马，马旁各有一名奚官或圉人执辔引领。画中无作者款印，前4马后，各有黄庭坚签题的马名、产地、年岁、尺寸，卷末有黄庭坚“李公麟作”题跋：这些由西域诸国进贡的骏马，马名依序是“风头骢”、“锦膊骢”、“好头赤”、“照夜白”，第五匹马佚名，经考证可能为“满川花”。画中的5位马官，两位是汉人，其余的为外族，形貌、服饰、神情各不相同，但在气质上却有着微妙的类似之处。

清明上河图，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为北宋风俗画，北宋画家张择端仅见的存世精品，属国宝级文物，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清明上河图宽24.8厘米、长528.7厘米 ，绢本设色。作品以长卷形式，采用散点透视构图法，生动记录了中国十二世纪北宋都城东京（又称汴京，今河南开封）的城市面貌和当时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状况，是北宋时期都城汴京当年繁荣的见证，也是北宋城市经济情况的写照。

这在中国乃至世界绘画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在五米多长的画卷里，共绘了数量庞大的各色人物，牛、骡、驴等牲畜，车、轿、大小船只，房屋、桥梁、城楼等各有特色，体现了宋代建筑的特征。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清明上河图》虽然场面热闹，但表现的并非繁荣市景，而是一幅带有忧患意识的“盛世危图”，官兵懒散税务重。

《清明上河图》并非只是简单的描绘百姓风俗和日常生活，在商业繁荣的表面之下暗藏玄机，明线下交织着一条令人心悸的暗线，同时又是一幅带有忧患意识的“盛世危图”。通过表现惊马闯郊市为伏笔，铺垫出全卷矛盾的视觉中心，船与桥的险情和桥上文武官员争道交织成的矛盾高潮，还有前后出现的军力懈怠、消防缺失、城防涣散、国门洞开、商贸侵街、商贾囤粮、酒患成灾等场景。张择端以画曲谏，提出对城防、安全、交通等诸多社会问题的忧虑。

从文献中可知，汴京是十二世纪初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人口达137万，8厢120坊，绝大多数建筑都是砖木结构。北宋经历了40多次特大火灾，因此消防是当时朝野最关注的严峻问题。当时汴京的防火措施非常严密，每个坊都设有一座望火楼，专门观测火警。楼下有被称为“潜火兵”的军队驻守，专司消防。余辉说，张择端画了望火楼，但楼上无一人观望，更夸张的是，望火楼下的两排兵营被改作了饭馆。

比消防缺失更可怕的是城防的涣散。画中，城墙上下没有一个守卫，土墙上面也没有任何城防工事，连射箭的城垛也没有，甚至连虚设的城防都没有。原本应该是有重兵把守的城防机构所在的位置，居然是一家商铺，老板正在验货，账房在记账。从画面上看，整个汴京正沉浸在浓厚的商贸气氛中，完全是一座不设防的都城。这不是张择端的有意设计，而是真实地反映了宋徽宗朝初期已日渐衰败的军事实力和日趋淡漠的防范意识。

画卷中有很多船，其中大量的是运粮的私家船。表面看来这是一种商贸兴隆的景象，实则反映出当时政府的一项重要失误：宋徽宗将大量运粮的官船用去运送花石纲，使得粮食运送出现问题。私船趁机而入，并渐渐把持住了城市的粮食市场，进而操控粮食价格。

城门边，税务官指着麻包说出了一个想要的数字，引起货主们的不满，一车夫急得张大了嘴嚷嚷了起来，吵声之高，惊动了城楼上的更夫向下张望。北宋的冗税制度激发了官民之间的对立情绪，这一场景象征着当时紧张的官民关系。 

画中两处出现渎文悲剧，车夫把被废黜的旧党书写的大字屏风当作苫布，包裹着旧党人的其他书籍文字装上串车，奉主人之命推到郊外销毁。反映了当时政治斗争的残酷和对文化艺术的破坏程度。

卷尾，画家描绘一个惊险的场面：两辆四拉马车急转飞驰，横冲直撞，路人尚未来得及躲闪；还出现临时性的侵街现象，即在城门口有富人占道举行杀黄羊祭路神送客的情景，足见城市管理之混乱，随意性泛滥。

张择端欲通过《清明上河图》向宋徽宗展现一些社会顽疾。由于宋太宗采取鼓励文人谏言的政治措施，关注社会现实和朝廷政治成为宋代画家较为普遍的创作趋向。北宋官吏利用绘画向皇帝表述民情的手法不止一例，如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是北宋的大灾之年，光州司法参军郑侠借工匠绘制的《流民图》请求宋神宗停止王安石的变法活动。遗憾的是，宋徽宗迷恋精绘祥瑞和吉兆，他看出《清明上河图》的画中用意，不愿收藏，只在卷首题签后就将其赏赐出去。

苏轼明确提出了“士人画”的概念，并且认为士人画高出画工的创作。他们还为士人画寻找到了一条发展脉络，唐朝的王维甚至东晋的顾恺之都变成了这一体系的创始人，强调绘画要追求“萧散简淡”的诗境，即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主张即兴创作，不拘泥于物象的外形刻画，要求达到“得意忘形”的境界。采用的手法主要是水墨，内容从山水扩展为花鸟，这一时期文人贵戚出身的山水花鸟画家增多与此有关。这股潮流的兴起，是中国绘画史上的一件大事，不但对后代的中国绘画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在一个时期内，左右了中国画坛。

《芙蓉锦鸡图》是北宋时期宋徽宗赵佶创作的绢本双勾重彩工笔花鸟画，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芙蓉锦鸡图》绘有芙蓉、锦鸡、蝴蝶、菊花，画中一枝芙蓉从左侧伸出，花枝上栖一只锦鸡，右上角两只彩蝶追逐嬉戏，左下角一丛秋菊迎风而舞。整幅画层次分明，疏密相间，充满秋色中盎然的生机，表现出平和愉悦的境界。

这幅画的气韵与构局，因为有画有诗，还有题款钤印，因此空间处理大非易事。徽宗却举重若轻，在左边居中处出枝，写芙蓉花，一枝向上斜出，一枝向右横曳，而一只五色锦鸡正好停于侧目而视枝上，更压弯了枝梢，何其自然，何其轻盈优美。锦鸡飞临，背侧的姿态，头转向右上方，而尾羽斜贯，气接右下方，正好镇住两个大角，而与芙蓉花枝气运相和。右上两只戏蝶，上下流连，正好是锦鸡注目之方位。却又从左下角斜出白菊，两枝花头一斜一平，正好与芙蓉花枝的姿势相重（如诗律中的押韵）。

宋徽宗是北宋的“画王”，其美学思想极为丰富而深刻，他的画尤其注重气韵和意境，其空间美和时间性，气局的充实与流走融和统一，成了美妙的抒情。《芙蓉锦鸡图》其尺幅就很美，绢本（81.5×53.6厘米），恰好符合“黄金律”，当然那时并无“黄金分割”的概念，而完全体现为画家本人一种对美的感觉。

《采薇图》是宋代画家李唐创作的绢本水墨淡设色画，此画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此卷画商末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在首阳山饿死的故事。图绘半山之腰，苍藤、古松之荫，伯夷与叔齐采摘薇蕨之余，正在休息对话的情景。画中正坐一人即为伯夷，他面带忧愤，目光炯炯，注视着叔齐。叔齐一手按地似在说着什么。图中人物刻画生动传神，衣纹简劲爽利，衬托出人物刚直不阿的性格。树石笔法粗简，墨色湿润。《采薇图》是一幅历史题材的绘画作品，以殷末伯夷、叔齐“不食周粟”的故事为题。伯夷和叔齐是殷的诸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兄弟二人出走后先后投奔了西伯姬昌。姬昌死后，其子姬发要兴兵讨伐纣王。伯夷、叔齐叩马谏阻，认为臣子造反、讨伐君王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姬发不听，灭殷后建立了周朝。伯夷和叔齐决心不吃从周朝土地上长出来的粮食，于是隐居首阳山（今山西永济县境），以采食野菜充饥度日，最后双双饿死在山里，临死前还作了一首《采薇歌》以表示坚决不屈的志向。

南宋的山水画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号称“南宋四家”的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他们各自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有所创造。

文人画在南宋时期除了在理论上进一步展开讨论以外，在实践中也有令人瞩目的成就。米友仁的“云山墨戏”，扬补之的墨梅，赵孟坚的水仙兰花都为世所重。被称为“四君子”，时至今日仍被画家看重的梅、兰、竹、菊，在南宋时已基本成为文人画的固定题材。

《潇湘奇观图》是南宋米友仁创作的茧纸本水墨画，是其山水画的代表作品之一，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潇湘奇观图》用淋漓水墨画江上云山、云雾变幻的奇境，山峰、江水、树木并未作具体细致的描写，追求的是苍茫雨雾中自然界的特殊韵致。

《潇湘奇观图》的画法用泼墨又参加积墨、破墨，使墨气淋漓，氤蕴浑厚。笔法甚少勾勒，而信笔横点，积点成山，藏锋其内，与墨浑然结合。树法似草，但与画面浑然一体。米友仁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山水画发展处于重大变革的时期，也正是在这一特定的时代，创制《潇湘奇观图》才成为可能。由于既有数百年来大规模的文化士族、游宦官员定居江南、潇湘地区，也有国家多次在江南建国定都，以及画家本人的游宦、沉浮，亲自经历国家的覆广、重建，这都为米友仁存整合自然资源、社会历史文化资源而创制“潇湘图像”提供了条件。尤其其父米芾“云山”笔墨方法的启迪以及长期浏览、观赏、鉴赏、掌管皇家所藏书画，饱游卧看，亦使米友仁获得了他人无法具备的绘画技术优势和精神资源优势。也正是这一系列特定的文化环境和条件，为米友仁以潇湘景色、以湖湘地区、以江南地区的山川景物入画进行的“潇湘图像”创制提供了基础，创造出具有鲜明特色的江南绘画。

米友仁在五十岁的时候创作了《潇湘奇观图》，而《潇湘奇观图》并不是湘江山水的再现，只是作者借镇江山水抒发对潇湘景色的怀念，有着自我心胸的抒写，尤其抒发了他对国家危亡、异族入侵所带来的忧伤，以及仕宦生涯中的贬谪流放、盛衰浮沉之感。

《潇湘奇观图》中作者用没骨法取代了隋唐北宋以来的双勾法，给人一种树为“无根树”的自然美形象，刷新了山水画的形象和表现方式。

《潇湘奇观图》全图完全用水和墨画出，不施任何其他色彩。画中峰峦起伏，云雾出没于山间，层林被笼罩在烟霭之中，显得朦胧飘渺。画面左下的山腰树丛后露出房舍一间。整个画幅没有明显的线条和笔触，墨与水相融，浑然一体，完全改变了唐、宋以来青绿山水画的面貌。作者采用这样的画法，完全是适应描绘对象的需要。中国江南一带，林木繁茂，山峦并不陡峭，而是比较平缓；每年中阴雨的天气相对北方来说更多些。身处江南的山区，每当烟霭升起时，远处的山头就渐渐隐去，树石的轮廓便模糊不辨，色彩斑斓多彩的自然界，也就慢慢变成为黑、灰、白的单纯的色泽。

南宋的著名人物画家有李唐、萧照、苏汉臣等。他们的人物画创作，很多都与当时政治斗争形势有关，多选择历史故事及现实题材，擅长减笔人物画的梁楷的出现，则为中国人物画的创作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泼墨仙人图》是南宋画家梁楷创作的纸本水墨人物画作品，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泼墨仙人图》画面上的形象是一位袒胸露怀的“仙人”，宽衣大肚，步履蹒跚，憨态可掬，像是行走在云雾之中，其脸部的眉、眼、鼻、嘴拥成一团，下巴胡子邋遢，似乎形象很猥琐，但却是尽脱俗相，透出傲骨的仙气。

《泼墨仙人图》该画作是现存最早的一幅泼墨写意人物画，是对传统线型经典语言的背离，是墨象语言真正独立的标志。

梁楷的画作，重视水墨自身的表情和趣味，作者以削弱线条的作用，来抗拒双勾填彩的工细技法。梁楷曾作过画院待招，他的画作，由线的思维向墨的思维的转变，带有绘画革命性质的转变。]  《泼墨仙人图》的产生，与南宋佛教禅宗思想的盛行分不开。从其大头鼓腹的形象来看，有点像当时民间信奉的布袋和尚；其精神体态的描写又有点像与梁楷同时的济颠和尚。

《踏歌图》是南宋画家马远创作的一幅绢本设色山水人物画，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踏歌图》中，作者表现了雨后天晴的京城郊外景色，同时也反映出丰收之年，农民在田埂上踏歌而行的欢乐情景。《踏歌图》上端显著位置有题诗：“宿雨清畿甸，朝阳丽帝城。丰年人乐业，垄上踏歌行。”

该图景色中山石、林泉、楼阁、人物尽有，整个画幅近景、中景和远景相互衔接，层层铺设，由近及远，虚实相间，开阔了然。近景中描绘一派田园风光，画面下部有两大巨石，田间阡陌中有六位农人（身份有争议）似在酒后边踏边唱，一位长者在中间，其余分别位于两边，神态相异。泉水涓涓，梅花绽放，垂柳依依，翠竹相映。画幅的中景处是一片云烟，与山林相接。在树的掩映下，宫殿隐约显现，露出部分楼阁。远景中奇峰突起，遥遥相见；上部留有大片天空，上有题诗：“宿雨清畿甸，朝阳丽帝城。丰年人乐业，垅上踏歌行”。附有小字“赐王都提举”。

这幅《踏歌图》采用“一角式”布局，从左至右以对角线分割，形成左实右虚的结构。画面左边奇峰巨石，显得分量有些重，所以作者在右边安排了远山、殿阁，尤其是疏柳和翠竹的枝干摇曳的动姿以及点景人物，从而以静待动，使画面左右达到视觉上的平衡。画上大片空白云烟，在构图上使画面避免了壅塞，作者在右边显著位置画了一株高柳，使之贯入上部，起到了填充作用。总之，画面上、下连为一体，给人一种空灵、自然之感。

《千里江山图》是北宋王希孟创作的绢本设色画，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王希孟（1096—？），北宋宫廷画家。北宋政和年间（公元1111—1117年）为画院学生， [7]  后召入禁中文书库，初未甚工。宋徽宗赵佶当时是图画院的老师，其慧眼独具：“孺子可教”，于是亲授其法。经赵佶亲授指点笔墨技法后，艺精进。徽宗政和三年（1113年）四月，王希孟用了半年时间，绘成《千里江山图》卷，时年18岁。不久英年早逝。

该作品以长卷形式，立足传统，画面细致入微，烟波浩渺的江河、层峦起伏的群山构成了一幅美妙的江南山水图，渔村野市、水榭亭台、茅庵草舍、水磨长桥等静景穿插捕鱼、驶船、游玩、赶集等动景，动静结合恰到好处。在该作品人物的刻画上，极其精细入微，意态栩栩如生，飞鸟用笔轻轻一点，具展翅翱翔之态。

《千里江山图》画卷，不仅代表着青绿山水发展的里程；而且，集北宋以来水墨山水之大成，并将创作者的情感付诸创作之中。《千里江山图》虽属于写意之作，但不乏工美佳作，表现了青年画家具有严谨的生活态度。《千里江山图》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

 >>>>辽金元绘画

在中国古代的绘画中，往往人物画是最先发展起来的，辽代绘画也不例外。但是由于生活环境的关系及契丹民族的艺术思想的原因，辽代的山水画创作一直没能发展起来。另外，与汉族地区相比，辽代并没有类似汉地文人画大发展的阶段，也没有许多属于此类的作品。但在辽金绘画的鉴赏中，许多并非辽金时期作者的绘画因为描画的是契丹等少数民族形象，被误为辽金画者甚多。辽的文化直接接受唐、五代及北宋的影响，尽管契丹族本身有自己语言文字和游牧的风俗习惯，但是汉文化仍对其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辽太祖长子东丹王耶律倍（李赞华）和辽兴宗耶律宗真都擅长绘画，后者还常常以自己所画的鹅雁送于宋仁宗。《辽史》中还提到了一些怀有绝技的画师，但都没有作品传世。但李赞华和胡瓌父子有小幅流传。考古发现中也发现了一些卷轴画，加上在北方各地出土的墓室壁画，数量也不算少。当然，生活在辽国的画家，有契丹本族人士，也有汉族人，但他们的作品都因时代、环境等条件的限制，或多或少地会体现出时代的总的风格，这就是：内容多为无情节的本民族生活，人物鞍马画居多；花鸟画则带有浓郁的装饰趣味，多对称构图，技法也有独到的地方；山水画处于发展阶段，不够成熟完善。

北方兴起的女真族在其首领完颜阿骨打的带领下，灭掉了辽和北宋，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史称金，辽的全部疆土和黄河以南，淮河以北的中原地区都归于金的统治范围。经济条件的优越和保留下来的文化的滋养，使得金的绘画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其宫廷秘书监下设书画局，相当于北宋文思院。除了金人因崇尚薄葬，壁画墓少见之外，在书画家的数量、作品的数量和质量等方面都超过了同为少数民族国家的辽。至今，我们仍能从金人和元人的诗文集中看到对于金代书画繁盛局面的侧面记载，关于任询、王庭筠父子、杨邦基、李早、武元直、赵秉文等人和他们的作品的记载和评论散见于各家的文集。金宫廷中的书画收藏是在所获汴梁宣内府所藏名作的基础上征集充实起来的。金章宗完颜璟甚至直接仿效宣和制度，将库存的书画卷册，一律改装并亲自用学来的宋徽宗所创的瘦金体题签。经他庋藏的书画至今还可见到。金代似乎也存在过画院的设置，这从元人的诗文中可以看出。金的山水画师承范宽、郭熙诸大家，北方气息尤为浓郁，与宋人意趣不同。金的文人写意画则并未象辽一样停止了发展，而是多受文同、苏轼诸人影响，与山水画异曲同工。人物故事画中的人马画较多，应与金人的生活习俗有关。

党项族在西部建立的西夏政权，前后经历了二百年，历十帝，与宋、辽、金相对峙。但其绘画流传不多，但在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都有发现有西夏题记的壁画存在，间或有木板彩绘等出土，黑城遗址也出土有大量西夏时期的藏传佛教影响下的宗教绘画，可以对解读西夏绘画面貌起到参考作用，已有专家开始对此进行研究。

元代取消了五代、宋代的画院制度，除少数专家画家服务于宫廷外，还有一部分身居高位的士大夫画家，但更多的是隐居不仕的文人画家。元代绘画在继承唐、五代、宋绘画传统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发展，标志就是“文人画”的盛行，绘画的文学性和对于笔墨的强调超过了以前的所有朝代，书法趣味被进一步引申到绘画的表现和鉴赏之中，诗、书、画进一步结合起来，体现了中国画的又一次创造性的发展。人物画相对减少了，山水、竹石、梅兰等成为绘画的主要题材。此外，由于社会的急剧变化也促使了社会审美趣味的转变，在绘画上强调要有“古意”和“士气”，反对“作家气”，摒弃南宋院体即所谓的“近体”，转而主张师法唐、五代和北宋。绘画理论上进一步强调的神的重要作用，把形似放在了次要的地位，以简逸为上，重视绘画创作中主观意兴的抒发，把对自然景物的描写当作画家抒发主观思想情趣的一种手段，与宋代绘画的刻意求工求似形成了鲜明对照。元代虽然时间不长，但是在绘画上却是名家辈出，成就可观。其最重要的画家有赵孟頫、元四家等。

《鹊华秋色图》是元代画家赵孟頫于元贞元年（1295年）回到故乡浙江时为好友周密所作的纸本水墨设色山水画，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鹊华秋色图》描绘的是济南东北华不注山和鹊山一带秋景，画境清旷恬淡，表现出恬静而悠闲的田园风味。作品采用平远构图，再以多种色彩调合渲染，虚实相生，笔法潇洒，富有节奏感。

《鹊华秋色图》画中是一片辽阔的泽地和河水，从近景直伸展到远处的地平线。在这好像无际的平远景上，最重要的是两座山：右方突立的是三角形，双峰笔直的华不注山；盘踞在左面的是鹊山，形如面包，又如水牛的脊背。画题就是由这两座山而起的。鹊华二山与近景之间，树木紧多，疏落散布，有杨树、稚松及其他各类。画的左方，可见山羊四五只，在几所简陋的茅舍简啮食。水边轻舟数叶，舟中渔叟正安静地工作。其时正是秋天——一片宁静，有的树叶已脱落了，有的亦赤黄相间。然而村人对这些美景混然不觉，只埋头于他们日常的生计。

《鹊华秋色图》作于元贞元年（1295年）冬。这年，作者在任满济南路总管府事，奉召进京又称病辞官回到故乡吴兴。与此同时，祖籍济南的南宋文学家周密自曾祖父随宋高宗南渡客居吴兴后，从未回过故乡，听归隐山林后的作者时常赞美济南的优美风光，勾起了思乡之情，于是请他详细介绍故乡的风土人情。作者被周密深深的家乡情结所打动，觉得把济南风光画出来赠与友人，比口头讲述更加直观形象，便挥毫泼墨，作下这幅画。

作者虽然受召于元朝，遭到众多宋氏遗臣的诟病，却终其一生都对隐而不仕的南宋遗臣表达出相当程度的理解和尊重。从这个意义上说，《鹊华秋色图》也是在向那些对南宋一朝忠心耿耿而隐居不仕的士人传达作者自己的真实意图。

《富春山居图》是元代画家黄公望创作的纸本水墨画，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画家黄公望为师弟郑樗（无用师）所绘，1350年绘制完成，后几经易手，并因“焚画殉葬”而身首两段，前半卷：剩山图，现收藏于浙江省博物馆；  后半卷：无用师卷，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富春山居图，以浙江富春江为背景，画面用墨淡雅，山和水的布置疏密得当，墨色浓淡干湿并用，极富于变化。富春山居图所画内容约80%在桐庐境内富春江的景色，20%为富阳的景色。 富春山居图被誉为“画中之兰亭”，属国宝级文物。2011年6月，前后两段在台北故宫首度合璧展出。

元分天下民众为四类，依次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黄公望沦为“四等公民”。  经历国破家亡，南宋遗民在鄙视和屈辱中以求生存，如南宋遗民龚开在《瘦马图》卷中表现了亡国后的失落感，与他有同感的元初文人们纷纷跟进解读，在图后书写跋文，江南文人们的这种心境一直持续了近半个世纪。 

黄公望年轻时做过地方小官，先是任书吏，后来，大约是45岁左右时，在一个叫做张闾的官僚手下做过椽吏，后因张闾犯了官司，黄公望遭诬陷，蒙冤入狱。出狱后，不再问政事，遂放浪形骸，游走于江湖。一度曾以卖卜为生。后参加了主张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全真教，更加看破红尘。由于长期浪迹山川，开始对江河山川发生了兴趣。为了领略山川的情韵，他居常熟虞山时，经常观察虞山的朝暮变幻的奇丽景色，得之于心，运之于笔。他的一些山水画素材，就来自于这些山林胜处。他居松江时，观察山水更是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有时终日在山中静坐，废寝忘食。在他居富春江时，身上总是带着皮囊，内置画具，每见山中胜景，必取具展纸，摹写下来。富春江北有大岭山，公望晚年曾隐居于此，他以大岭山为师，曾画有《富春大岭图》。 

《富春山居图》从构思、动笔到绘制完成大约用了七年时间。为了画好这幅画，他终日不辞辛劳，奔波于富春江两岸，观察烟云变幻之奇，领略江山钓滩之胜，并身带纸笔，遇到好景，随时写生，富春江边的许多山村都留下他的足迹。深入的观察，真切的体验，丰富的素材，使《富春山居图》的创作有了扎实的生活基础，加上他晚年那炉火纯青的笔墨技法，因此落笔从容。

山水画不是简单的描摹自然的风光，而是画家的精神的诉求与流露，是画家人生态度的表达，是画家人生追求的体现。《富春山居图》画的是一个漫长的江水，在一千年的历史里，流过浅滩、激流、高峰。前面一段是夏天的感觉，到后面一段，出现了秋天的景，树叶部分淡掉，全部用垂直的皴法，好像繁华落尽的感觉。

富春山居不只是一张画，是一个哲学，一个生命态度的东西，使创作者能够把积压了九十年的亡国痛转成另外一个东西，豁达，摆脱异族统治的痛苦，还原到山水里，不管朝代的兴亡，只是回来做自己，做一个简单自己。当时张士诚在打天下，朱元璋也在打天下，元朝的统治已经岌岌可危，作者八十几岁，行于富春江上的时候，也觉得朝代的兴亡，其实不是最重要的事，而是能不能有“远山长、云山乱、晓山青”。也就有画中的渔、樵、读书人的形象，隐居于山林而忘于江湖。

《幽涧寒松图》是元末明初画家倪瓒创作的纸本墨笔画，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此图为平远式构图，近景松石缓坡，溪流数叠，画面上画平远的山坡陀石横卧其间，坡石中溪流淙淙，似乎是一片清寂，无其花鸟和人迹。中景水流平缓静谧，远景山峦起伏无树。大片空旷，坡石边亦无草木，只有几株看去似不景气的松树，树则多用侧锋干笔皴擦，松树秀峭，但树叶稀疏。呈现一派严冬的景象。全画给人一种荒疏萧索之感。

此幅作品创作于明代洪武七年（1374年），也是倪瓒生命的最后一年，也是其画风、思想最成熟的时期。《幽涧寒松图》这幅作品正是倪瓒晚年隐居太湖时所作。  该作品是为友人周逊学所作。

倪瓒一生不仕，清高持节，被称为“高仕”，他在《述怀诗》中说“白眼视俗物，清言屈时英。富贵乌足道，所思垂今名。”倪瓒的一生不仅自己不问世事，而且对朋友们的入世为官也坚决反对，于是此画题诗劝友人周逊学“罢”征路，“息”仕思，含有强烈的“招隐之意”。《幽涧寒松图》整幅画意境荒寒，超然出尘，似乎暗寓着仕途的险恶和归隐的自得。

《青卞隐居图》是元末明初山水画家王蒙所作纸本水墨画，现藏于上海博物馆。《青卞隐居图》描绘画家故乡卞山苍茫景色，山上树木茂密苍郁，溪流回环，景色清幽，隐士行居其间。画法先以淡墨勾皴，而后施浓墨，再用焦墨皴擦，使得画面不迫不塞，元气淋漓，气势磅礴，创造了线繁点密、苍茫深厚的新风格。

王蒙（1308—1385年），字叔明，号黄鹤山樵、香光居士，吴兴（今浙江湖州）人。赵孟頫外孙。曾作过元朝小官，元末弃官归隐黄鹤山（今浙江余杭县临平镇）。入明，曾任泰安知州，后因胡惟庸案牵连被捕，死于狱中。工诗文书法，善画山水，为“元四大家”之一。《明史》卷二八五有传。 

《青卞隐居图》用笔以快、重、急、爽利为特点，锋毫微妙变化，都形成的曲直轻重、缓急等状态。线条质感的运用，在于透露画家情感的表达，或者老笔纷披，或润笔掩映，生命注于笔端，逸气也注于笔端。《青卞隐居图》的用笔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曲律用笔，此笔法是披麻皴的变体在表达江南地貌的同时，也表达了画家焦虑的心情。《青卞隐居图》在用笔上王蒙继承了赵孟頫的“以书入画”用笔，树的轮廓线确定了这些形象的刚、柔、秀、雅。

《青卞隐居图》以披麻皴、解索皴、牛毛皴为主，三者交替互用，画披麻皴时，运笔多带平行、快速爽利，行笔松动，给人略有飘浮的感觉。这一皴法大都用在画面顶部的山峰，由于笔法的轻盈，矾头的蠕动，因而给人一种气如云动，山岚飘浮的景象，同时不安定的感受也跃上纸面。

《青卞隐居图》以精致的笔墨技巧，繁复的空间分割和繁密的意境创造，使之成为王蒙传世山水画中最具代表性的经典作品，王蒙山水画中繁密的这一特点对明清乃至现代山水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主要有明代的沈周，董其昌和清代石涛等。《青卞隐居图》笔墨技法对后世的影响还有许多未被发现，所以此画的价值和影响还远不止此。

 >>>>明清绘画

明代是中国古代书画艺术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一时期的绘画，是在沿着宋元传统的基础上继续演变发展。特别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逐渐稳定，文化艺术变得发达起来，出现了一些以地区为中心的名家与流派。绘画方面，如以戴进为代表的浙派，以沈周、文徵明为首的吴门画派，以张宏为首的晚明吴派，蓝瑛称为武林派等等，流派纷繁，各成体系，各个画科全面发展，题材广泛，山水、花鸟的成就最为显著，表现手法有所创新。总的说来，元四家的影响在初期犹存，前期以仿宋“院体”为主；中期以后，以吴门各家为代表，回到继承元代水墨画法的文人画派，占据画坛主流。整个明代绘画大体可以分为前期、中期、晚期三个阶段，这三阶段相互有所区别，但也不能截然分开，而应该说是相互交替衔接的。

《渔乐图》又称《溪山渔艇图》，是明代画家吴伟。《渔乐图》又称《溪山渔艇图》，是明代画家吴伟创作的一幅绢本设色画，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渔乐图》描绘的是渔舟停泊、薄雾环绕的港湾。画面清新悠远，构图朴实自然。近景描绘高树坡石，老树枝干横斜江上，水边停泊着几艘渔船，渔民或备炊、或闲谈，一派渔家之乐；远景山峦连绵起伏，云气迷蒙，水天相接；曲折的河岸形成了“S”形构图，使得远、中、近三景虚实相生，层次感丰富。画面视野开阔，境界超然，生动地再现了江南的秀丽景色和渔家之乐。

（1459—1508年），字士英，又字次翁，号小仙，江夏（今湖北武汉）人。一生经历了几次从宫廷画家转为职业画家的过程。幼岁家道破落，被湖广左布政使钱昕收养，即学绘画。17岁至南京，受到公卿士大夫器重，声誉渐著。20多岁时游京师，应召入宫，宪宗授以锦衣卫镇抚，待诏仁智殿，因个性倔强，不事权贵，不久即放归南都，在金陵一带藉画谋生。30余岁孝宗登位时，二次征召入宫，待遇更高，授官锦衣百户，御赐“画状元”印，并恩准荣归老家武昌祭祖，在京赐西街府第，但他不耐拘束的性格和对官场的认识，使其在入宫两年后即“称疾归，居金陵秦淮上” （明·何乔远《名山藏》），继续过着自由自在的职业画家生活。武宗继位后，于正德三年（1508年）再次召他入宫，他却因饮酒过度而猝死，年仅50岁。

《庐山高图》是中国明代画家沈周的创作的纸本设色轴画。该画作原属北京故宫旧藏，现藏于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庐山高》是沈周为他的老师陈宽（醒庵）70岁生日祝寿，凭借想象而创作的一幅国画精品。时年沈周41岁。

沈周的山水画以北方画风特有的遒劲、浑厚之气，表现南方山水秀美、凄迷之韵，使南北画风有机融合，又各尽其妙。这一绘画风格的形成不仅在于其“师古能化，自出机杼”，还与其人品、阅历及修养的历练有关。他作品风格的发展大体分为两个阶段，早期以“细笔”画为主，晚期呈现出粗笔放逸的风格，《庐山高》(见右图)可以说是两种风格兼具的代表。沈周40岁以后，开始画大幅的作品，《庐山高》图作于41岁，该作品纵193.8厘米，横98.1厘米，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此作品堪称沈周经典之作，也是他转型时期的代表作。

沈周（1427～1509年）明代画家。字启南，号石田，晚号白石翁。长州（今江苏吴县）人。不应试科举，长期从事绘画和诗文创作，与文徵明、唐寅、仇英合称“明四家”。传世作品有《庐山高图》、《秋林话旧图》、《沧州趣图》。著有《石田集》、《客座新闻》等。

明徐渭墨葡萄图。徐渭（1521~1593年）明代杰出书画家、文学家。初字文清，改字文长，号天池、又号青藤道人、田水月等。浙江山阴（今绍兴）人。自幼聪慧，文思敏捷。且胸有大志。参加过嘉靖年间东南沿海的抗倭斗争和反对权奸严嵩，一生遭遇十分坎坷，可谓“落魄人间”。最后入狱七、八年。获释后，贫病交加，以卖诗、文、画糊口，潦倒一生。他中年学画，继承梁楷减笔和林良、沈周等写意花卉的画法，故擅长画水墨花卉，用笔放纵，画残菊败荷，水墨淋漓，古拙淡雅，别有风致。兼绘山水，纵横不拘绳墨，画人物亦生动，其笔法更趋奔放、简练，干笔、湿笔、破笔兼用，风格清新，恣情汪洋，自成一家，形成“青藤画派”。他自己尤以书法自重。自称“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袁宏道等称赞他的书法“笔意奔放”，“苍劲中姿媚跃出”，“在王雅宜、文征仲之上。他画的《黄甲图》，峭拔劲挺，生动地表现了螃蟹爬行、秋荷凋零的深秋气氛。作品流传至今的较多。

徐渭曾被浙闽军务总督胡宗宪聘为幕僚，这期间他参加乡试八考八落。后来，明奸相严嵩之子因通倭罪被杀，胡宗宪也被捕，徐渭以为自己也不能幸免其祸，遂惧祸而狂，多次自杀但都归于失败，后因误杀继妻而下狱7年。出狱后的徐渭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由于饱尝世间酸辛，对世事已心灰意冷。徐渭的不幸反而成就了他在诗词、戏曲、绘画上的辉煌业绩，这里我们只就他的绘画成就加以论述。

写意花鸟画由“吴门画派”的沈周、文征明、唐寅、陈淳继承元代没骨写意画法，用文人画笔墨法式重新梳理写意花鸟画，将具有独立语言和自身发展的用笔、用墨引入自然界的花花草草之中，使文人画家不再依靠描写梅兰竹菊来抒发内心的情志逸趣，仅靠几种单调的物象和单纯的墨色已满足不了士大夫文人丰富的情怀。写意花鸟画笔墨语言的相对独立，使文人画家既可以在笔墨天地中陶冶自我，又能将心灵寄托于所画物象。写意花鸟笔墨的独立，使笔墨表现形式空前自由，不久便出现了大写意的艺术高峰，而徐渭则是大写意的代表人物。

徐渭在陈淳的基础上，将小写意发展为笔墨恣肆的大写意。徐渭的写意花卉，“走笔如飞，泼墨淋漓”，在用笔上强调一个“气”字，用墨上强调一个“韵”字。他的用笔看似草，若断若续，实际笔与笔之间有“笔断意不断”的气势在贯通着；他的用墨看似狂涂乱抹，满纸淋漓，实际上是墨团之中有墨韵，墨法之中显精神。他的恣肆纵横、解衣盘薄，在其泼墨大写意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他自己认为作画“大抵以墨汁淋漓、烟岚满纸、旷如无天、密如无地为上”，“百丛媚萼，一干枯枝，墨则雨润，彩则露鲜，飞鸣栖息，动静如生，悦性弄情，工而入逸，斯为妙品”。由此可见，徐渭的画是在用情感来调动笔墨，在他的画中笔墨和物象都退居第二位。笔墨在他那里已不是问题，物象只不过是个载体，他将自己的人生升腾于笔墨、物象之上。《墨葡萄图》最能代表他的大写意花卉风格。画中有作者自己的题诗：“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这正是作者心境的写照。下钤“湘管齐”朱文方印，尚有清陈希濂、李佐贤等鉴藏印多方。

此图构图奇特，信笔挥洒，似不经意，却造成了动人的气势和葡萄晶莹欲滴的艺术效果。此图纯以水墨画葡萄，随意涂抹点染，倒挂枝头，形象生动。画藤条纷披错落，向下低垂。以饱含水分的泼墨写意法，点画葡萄枝叶，水墨酣畅。用笔似草书之飞动，淋漓恣纵，诗画与书法在图中得到恰如其分的结合。作者将水墨葡萄与自己的身世感慨结合为一，一种饱经患难、抱负难酬的无可奈何的愤恨与抗争，尽情抒泄于笔墨之中。

清代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自1644年至1911年，历286年。清代的绘画艺术，继续着元、明以来的趋势，文人画日益占据画坛主流，山水画的创作以及水墨写意画盛行。在文人画思想的影响下，更多的画家把精力花在追求笔墨情趣方面，造成了形式面貌的更加多样，愈加派系林立。在董其昌“南北宗论”的影响下，清代画坛流派之多，竞争之烈，是前所未有的。清代绘画的发展，大致也可以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早期，“四王”画派占据画坛的主体地位，是指清朝初期以王时敏为首的四位著名画家：王时敏、王鉴、王原祁和王翚hui。他们在艺术思想上的共同特点是仿古，把宋元名家的笔法视为最高标准，这种思想因受到皇帝的认可和提倡，因此被尊为“正宗”。“四王”以山水画为主，各自画风略有区别，又以师承关系，分为“娄东”与“虞山”两派，影响了后代三百余年。又称“四王”画家、清初四王。

《南山积翠图》是清代画家王时敏晚年创作的一副中国画，画面布置有序，层次井然，笔墨清隽秀润，沉静淡雅，毫无躁气，具有温厚而博大之美。此作题“壬子长夏写南山积翠图，奉祝蓉翁太老亲台七襄大寿并祈粲正。弟王时敏时年八十有一”。由此题款可知，这是画家为人贺寿之作。

江南则有以“四僧”和“金陵八家”为代表的创新派；是指明末清初四个出家为僧的画家。原济（石涛）、朱耷da（八大山人）、髡残kun（石溪）和渐江（弘仁）。四人都擅长山水画，各有风格。其特点：石涛之画，奇肆超逸；八大山人之画，简略精练；髡残之画，苍左淳雅；弘仁之画，高简幽疏。都自具风裁。作品多表现不平之气，个性鲜明；既学习古人，也敢于突破古人成法，而取材直接来自自然，贴近生活，故作品中生机勃勃，充满活力。

《弘仁黄山天都峰图轴》是由清代弘仁创作的画作；描绘了悬崖峭壁古松虬曲，松针茂密，枝干如盘龙蛟出。远处主峰直指云霄，危崖之上奇松点点，山腰又有流泉，直泻而下的情景。作品现藏于南京博物院。

弘仁（1610～1661 年），俗姓江，名韬，字大奇，又名舫，字鸥盟，安徽歙县人。出家后，法名弘仁，字无智，号渐江。兼工诗书，爱写梅竹，属“黄山派”，又是“新安画派”的领袖。弘仁的个人思想与政局变迁关系密切，因而在诗画中常有流露。代表作品有《清溪雨霁》、《秋林图》、《古槎短荻图》等。

《荷石水禽图》是清代画家朱耷所作。影响朱耷在艺术上突飞猛进的人是董其昌，不过朱耷所走的道路却与同样学董其昌的“四王”完全不同，因为他学董并不是以摹拟为目的，而是重在从董画中汲取精华，以提高自己。再加上朱耷的人生经历，且个性孤绝、桀傲清高，用笔用墨上豪迈强健，从而表达出“零碎山河颠倒树，不成图画更伤心”的情怀，因此，他所创造的山水形象，不拘成法，既无董画的明洁修润、娴雅温静，也无“四王”的山川清丽、城市繁华，而是一种凄楚苍茫、残山剩水、寂寞荒率的境界。朱耷在临习董其昌的山水画中，领悟了笔墨根本，将山水画中的笔墨运用于写意花鸟，使自己的绘画最终成熟。

朱耷（1626年—约1705年），谱名统托[quàn，上林下金]，字刃庵，号八大山人、雪个、个山、人屋、道朗等，出家时释名传綮，汉族，江西南昌人 。明末清初画家，中国画一代宗师。

他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朱权的九世孙，本是皇家世孙。明亡后削发为僧，成了亡命之徒，后改信道教，住南昌青云谱道院。擅书画，花鸟以水墨写意为主，形象夸张奇特，笔墨凝炼沉毅，风格雄奇隽永；山水师法董其昌，笔致简洁，有静穆之趣，得疏旷之韵。擅书法，能诗文，用墨极少。朱耷一生坎坷，曾一度精神失常，痛定思痛后，他选择背过身去，与世隔绝，在创作中安放自己孤独的灵魂。用他自己的话说，“墨点无多泪点多，山河仍是旧山河。横流乱世杈椰树，留得文林细揣摹。”

 金陵八家是指：龚贤、樊圻、吴宏、邹喆、谢荪、叶欣、高岑、胡慥八人，他们活动于明晚清兴，清初金陵地区的画家主要以金陵八家为主。其实在“八家”之外，当时金陵地区的画家还有陈卓、陆日为、武丹、陈舒等，他们或多或少地也都受金陵画风的影响或者本身就是倡导之人。他们在清初画坛上是独立于“四王”正统画派之外的一个独立创作群体，在创作技法和创作理念上较之前代都有着很大的突破，形成了崭新的风貌，后世称之为“金陵画派”，为了区分于现代以傅抱石、钱松岩等领衔的“金陵画派”，我们多称之为老“金陵画派”。

清代中期，宫廷绘画由于社会经济的繁盛和皇帝对于书画的爱好而得到很好的发展，但在扬州，却出现了以扬州八怪为代表的文人画派，力主创新；

扬州八怪”，是清康熙中期至乾隆末年活跃于扬州地区的一批风格相近的书画家总称，美术史上也常称其为“扬州画派”。 [1] 在中国画史上说法不一，较为公认指：金农、郑燮、黄慎、李鱓、李方膺、汪士慎、罗聘、高翔。至于有人提到的其它画家，如阮元、华岩、闵贞、高凤翰、李勉、陈撰、边寿民、杨法等，因画风接近，也可并入。因“八”字可看作数词，也可看做约数。他们大多出身贫寒，生活清苦，清高狂放，书画往往成为抒发心胸志向、表达真情实感的媒介。  扬州八怪的书画风格异于常人，不落俗套，有时含贬义，因此称作“八怪”。

晚清时期，上海的海派和广州的岭南画派逐渐成为影响最大的画派，涌现出大批的画家和作品，影响了近现代的绘画创作。

一般认为清末民初的“海上画派”有关。海上画派的前源是以董其昌为代表的松江画派。后随着上海商业的繁荣，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以卖画为生。因从正统文化来看，上海的繁华只是离经叛道，左宗棠便称“海上”为“江浙无赖文人之末路”。海上画派之名因此得来。其名声最卓著者为“四任”，以善花鸟、人物、肖像、山水的任熊为首，包括任薰、任伯年、任预。此外还有赵之谦、吴昌硕、虚谷等知名画家。随后又有海派京剧的崛起。海上文坛的兴起又将海派文化推上新高峰。据统计，从1902年到1916年的十五年中，中国新创文学期刊达57种；其中29种以小说命名，上海独占其中22种。而当时的北京一家小说杂志都没有。海派代表了中国近代以来最具活力的地方文化之一。其对中国近代的文化与风气有很大的影响与领头作用。直到今天依然在影响中国的文化。

岭南画派是指广东籍画家组成的一个地域画派。创始人为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简称“二高一陈”。

这一画派是在西方艺术思潮的冲击下，近代中国艺术革新运动中逐步形成的。19世纪末，辛亥革命元老中国现代教育奠基人何子渊、丘逢甲等冲破顽固守旧势力的禁锢，积极创办和推广新式学堂，不仅培育了一大批思想进步锐意创新的社会精英，而且还催生了“折衷中西，融汇古今”的岭南画派，给岭南文化注入了勃勃生机，并为辛亥革命积蓄了巨大能量。

“岭南画派”注重写生，融汇中西绘画之长，以革命的精神和强烈的时代责任感改造中国画，并保持了传统中国画的笔墨特色，创制出有时代精神、有地方特色、气氛酣畅热烈、笔墨劲爽豪纵、色彩鲜艳明亮、水分淋漓、晕染柔和匀净的现代绘画新格局。

任颐（1840年-1895年），即任伯年，清末著名画家。初名润，字次远，号小楼，后改名颐，字伯年，别号山阴道上行者、寿道士等，以字行，浙江山阴航坞山（今杭州市萧山区瓜沥镇）人。自幼随父卖画，后从任熊、任薰学画，后居上海卖画为生。任伯年是我国近代杰出画家，在“四任”之中，成就最为突出，是“海上画派”中的佼佼者，“海派四杰”之一。任伯年的绘画发轫于民间艺术，技法全面，山水、花鸟、人物等无一不能。重视写生，又融汇诸家法，并吸取水彩色调之长，勾皴点染，格调清新。其人物画，早年从陈洪绶法出，形象夸张，富装饰效果。如故宫博物院藏《干莫炼剑图》轴。后练习铅笔速写后，变得较为奔逸，如故宫博物院藏《风尘三侠图》轴等。其写照技艺，高妙绝伦，曾为虚谷、胡公寿、赵之谦、任薰等多人画像，无不逼肖。浙江省博物馆藏有其《酸寒尉像》轴，写吴昌硕着官衣立像，极其传神；其花鸟画，早年以工笔见长，仿北宋人法，近于陈洪绶。后取法恽派及陈淳、徐渭、朱耷的写意法，笔墨趋于简逸放纵，设色明净淡雅，形成兼工带写、明快温馨的格调。代表作有藏于徐悲鸿纪念馆的《紫藤翠鸟图》轴等。对近现代花鸟画产生了巨大影响。

吴昌硕（1844年8月1日—1927年11月29日），初名俊，又名俊卿，字昌硕，又署仓石、苍石，多别号，常见者有仓硕、老苍、老缶、苦铁、大聋、缶道人、石尊者等。浙江省孝丰县鄣吴村（今湖州市安吉县）人。晚清民国时期著名国画家、书法家、篆刻家，“后海派”代表，杭州西泠印社首任社长，与任伯年、蒲华、虚谷合称为“清末海派四大家”。

他集“诗、书、画、印”为一身，融金石书画为一炉，被誉为“石鼓篆书第一人”、“文人画最后的高峰”。在绘画、书法、篆刻上都是旗帜性人物，在诗文、金石等方面均有很高的造诣。吴昌硕热心提携后进，齐白石、王一亭、潘天寿、陈半丁、赵云壑、王个簃、沙孟海等均得其指授。

此外，壁画的创作渐趋衰败，但仍有许多精彩作品传世。便于传播的版画和年画在明代中期以后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直至晚清，出现众多的版画流派和年画生产中心。

卷轴画。明代宫廷绘画的历史，从明代建国伊始就已经开始，经过永乐、宣德、成化、弘治几朝，宫廷绘画达到了兴盛阶段，到嘉靖、万历以后，逐渐衰微。赵原、卓迪、周位、王仲玉等是初期院体画家的代表。宣德以后，宫廷画家不断增多，著名的有谢环、商喜、倪端、李在、石锐、周文靖等，他们的绘画，技艺全面，师法南宋“院体”，各有特点。成化、弘治之际，宫廷画家主要有以画花鸟著称于时的林良、吕纪；山水、人物画则以吴伟、王谔的成就最为突出，正德年间的朱端，其人物、山水、竹石画也具有相当水平。在明代的宫廷绘画中，无论花鸟、山水还是人物画，作品中都多多少少可以找到两宋院体画的影子。黄筌父子的工笔重彩花鸟画法在明代宫廷绘画中得到了传承；山水人物画方面的主要效仿对象是南宋的李、刘、马、夏，也有的宗法郭熙，刻意的摹仿和自己的特点融合在一起，形成了明代院体画的特有风格。主要特点表现为形象精确、法度严谨、色彩艳丽。但与宋院画相比，明代院画则显得在严谨细腻之中多了一些轻灵的气息，所用水墨也较多，成化以后，受到浙派的影响，风格则更加趋于豪放挺拔。

在明初的宫廷画家中，有些是自元入明的文人，在画风上仍保持元人传统，如赵原、卓迪的山水，取法于元四家，郭纯则师承盛懋，周臣、王仲玉等的人物画，以清淡秀逸取胜。边景昭的花鸟画与上述等人的师承有所不同，他直接效法的是宋代的院画，以工笔重彩著称。

民间绘画。明清时期，与民间工匠美术家关系更为密切的壁画、版画与年画的发展呈现出了不同的状况。壁画由盛转衰，版画、年画则异军突起，发展迅猛。壁画的功用大多已为卷轴画所替代，所以壁画的数量和质量都有所下降。自唐代就已经出现的木刻版画，作为插图在宋元时期被广泛地应用于各种经、史及讲解技术生产的书籍。到了明代，由于市民文化和民俗文学的兴盛，版画在戏曲小说插图中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并吸引了一些著名画家参与绘稿，佳作叠出。五代北宋时期的年画多以手绘的形式出现，在明中期以前，也开始有刻制的形式问世，但数量较少。随着版画的兴起，木板年画也勃兴起来，至清代已巍为大观。作为最为普及的美术形式，年画在民间曾经起到了传播知识的作用，在西方印刷术冲击中国之前，曾出现了万紫千红的繁盛局面。

一、壁画在明代，继承唐宋传统的寺庙壁画仍是壁画的主要表现形式，较之前代，明代的壁画显得更为规范化和世俗化，也显示出不同宗教和不同教派之间的融合。这一时期的壁画遗存尚多，分布于北京、河北、山西、四川、云南、西藏、青海等地。其代表为完成于1444年的北京郊区的法海寺大雄宝殿中的壁画《帝释梵天图》，在性格描绘上颇具匠心，画法亦沿用唐宋遗法，沥粉贴金，风格精密富丽。这幅壁画的作者是工部营缮所的画士官宛福清、王恕及画士，在一定程度上也显现了宫廷画风的特点。民间画工所作的壁画的代表作为河北石家庄毗卢寺后殿壁画，内容为元代以来流行的“水陆画”，佛、道、儒三教混而为一。位于云南、青海等多民族聚居区的佛寺壁画，题材往往具有显密合一的特点，画法则融合了汉藏两族的艺术风格。代表作品有云南丽江白沙、束河的大宝积宫与大觉宫的壁画、青海西宁塔尔寺壁画等。

清代寺庙壁画与宫廷壁画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有关现实重大题材的描绘以及民间小说与文学名著的表现。西藏布达拉宫灵塔殿东的集会大殿内，画有《五世达赖见顺治图》，记载了五世达赖率领3000人的使团进京朝见顺治的史实，以连环画的手法成功处理了众多的人物和丰富的活动，堪称清代壁画的杰作。此外，山西定襄关帝庙壁画取材于《三国演义》中的故事，北京故宫长春宫回廊上的《红楼梦》壁画则参以西洋画法描绘了这部千古名作里的部分情节。

二、版画的发展始终与刻书业密切相关，宋元时代的中心在福建的建安和浙江的杭州，在明代的时候则转移到南京和北京。但是真正使得版画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是徽派版画的兴起。自15世纪以来，徽派版画即以刻制闻名于时，高手如林，尤其以黄、汪两个家族最为突出。明清两代新安黄氏一族所刻书达200余部，能图者有100多人，成为一支阵容庞大的队伍。代表作品有《养正图解》、《古列女传》等。在徽派版画以典雅、精巧的风格畅行于世的时候，金陵（南京）、武林（杭州）、苏州等地的版画插图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明代版画不仅用作书籍插图，而且也用于画家传授画法的“画谱”、文人雅士的“笺纸”、制墨名家的“墨谱”，以及民间娱乐用的“酒牌”。画谱中的较早者是1603年杭州双桂堂所刊的《顾氏画谱》；墨谱的代表则为万历年间出版的丁云鹏参与绘制的《程氏墨苑》；热心酒牌版画创作的是著名画家陈洪绶，他和徽州黄氏高手合作的《水浒叶子》、《博古叶子》等成为传世名作。古代套色版画的出现，已知最早的是明刻的《萝轩变古笺谱》，但影响最大的却是刊刻于1633年的《十竹斋画谱》和刊刻于1644年的《十竹斋笺谱》，它们的作者是明代的出版家、书画家胡正言。

清代版画除了徽派以外，北京的殿版也很有名。代表作品有1696年北京刻手朱圭所刊焦秉贞的《耕织图》、1717年所刻冷枚画的《万寿盛典图》等。而1679年运用分色水印木刻法所印制的《芥子园画传》初集，是由金陵画家根据李流芳的稿本缯辑而成的，其后又出版了二、三、四集，广为流传，成为对后世影响极大的一部绘画教科书。

三、年画印制木板年画的作坊出现于明代后期，到清代前期又有扩大和增长，全国已经形成了若干生产中心。这些年画中心的生产能力强，行销范围广，而且有着鲜明的地区特色，最著名的有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和山东潍县的杨家埠。

位于天津以西的杨柳青自明代万历年间开始出现年画作坊，已知最早的有戴廉增、齐健隆两家。后来从两家中滋生出很多店铺，到乾隆年间便达到了鼎盛，杨柳青随之成为了北方的年画重镇。杨柳青年画题材广泛，包括神码、生活风俗、历史故事、戏曲小说、娃娃美人等，技法上追求绘画效果，单色制版，人工染色，刻工精细，赋色鲜丽。产品行销北方、东北和西北等地，代表作品有康熙年间的《喜叫哥哥》、乾隆年间的《盗仙草》和道光年间的《庄稼忙》等。

桃花坞在苏州北城工艺美术行业的集中地。明代开始印制年画，康熙年间出现了年画作坊，雍正、乾隆朝时更为兴盛，重要画店有张星聚、张文聚等。表现内容以故事性画面为主，并乐于表现城市面貌与市民生活，采取套色木刻的方法，乾隆时又加强了色彩晕染，作风比较写实，明净强烈。代表作品有《苏州阊门图》、《花果山猴王开操》、《百子全图》等。

杨家埠在山东潍县城东北，年画生产在乾隆时已具规模，同治后则进入盛期。内容以神码为主，体裁形式丰富多样，印制方式主要是分色套版，造型夸张，构图饱满而富有装饰性，色彩对比强烈，风格质朴生动。代表作品有《门神》、《男十忙》、《女十忙》等。

此外，河南朱仙镇、陕西凤翔、四川绵竹、福建泉州、广东佛山等地均有年画产地各有特色，直到晚清西方石印传入以后，各地年画才逐渐衰落下去。

>>>>近现代绘画

从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就一直在动荡之中生活着，她饱受外国列强的欺凌，她的不屈的子民们从来没有放弃过奋争的权力，用他们自己的生命和鲜血在改变中国的命运。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的最后的一个封建王朝――清，也开始向新的民主与自由的社会迈进。但本世纪以来的中国还是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1919年的“五四”运动的爆发，“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被高高举起，传统的制度，尤其是传统的思想和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抗日战争的胜利是百年来的中国人第一次把外来的侵略者赶出了家门，随后的解放战争又使最大多数的农民和工人的利益得到了保护，并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安定和平的局面不断地受到各种各样的运动的侵扰，但是，我们毕竟走过了20世纪，站立在了新时代的面前。

西方文化的传入，是近现代中国史上最重要的现象之一，要不要接受西方艺术，怎么样接受西方艺术，怎么样保持本土艺术的面貌，成了本世纪中国画家思考的最多的问题。

清末民初的绘画。几乎可以用“萧条”两个字来概括清末民初中国画坛的景象，大部分的著名画家在辛亥革命前已经去世了，只有吴昌硕为代表的海派画家和后起者以及岭南派的“二高一陈”的出现，才使得中国画坛有了生气。身居北京的画家大多恪守着“四王”的衣钵，没有大的突破。接受了新思想和革命洗礼的艺术家，开始仿照西方的模式开办新学校，倡导“美术革命”，对古代绘画重新加以评定，贯穿本世纪的关于创新与保守的争论就此开始。

民国中后期绘画。1927年，由孙中山所创立的中华民国与封建军阀的争战基本结束，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第一次合作宣告破裂，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同一年，吴昌硕在上海去世，齐白石则在北京完成了他的“衰年变法”。

1931年鲁迅在上海倡导发起了中国新兴木刻版画运动，新兴木刻从诞生那天起，便和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紧密相关，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命运血肉相连。他是中国革命文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国统区美术的主力军。当时的版画是以艺术家和革命者的双重身份出现，以艺术作为战斗武器，在思想教育战线上发挥了它的巨大作用。由于鲁迅的倡导，进步的艺术青年拿起了木刻刀，组织起木刻团体，1931年初春被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开除和退学的“一八艺社”社员张眺(耶林)、于海(于寄愚)、陈卓坤(陈广)、陈耀唐(陈铁耕)等联合上海的周熙(江丰)等人在上海成立一八艺社研究所。6月，在虹口每日新闻社楼上举行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展品180幅，其中有油画、雕塑、图案及木刻。这是新兴木刻版画首次在展览会上展出，并出版了画册，鲁迅为之作序。从此在鲁迅的领导下，以上海为代表的中国国统区（白区）新兴木刻版画代表人物有：胡一川、陈铁耕、陈烟桥、沃渣、马达，黄新波，李桦，杨可扬，江丰，王琦，黄永玉，郑野夫，朱宣咸，汪刃锋，王麦秆，邵克萍，钟步青，苗勃然，陈铁耕，力扬，荒烟，王树艺，余白墅，陈珂田，赵延年，李志耕，丁正献，徐甫堡等。后来中国新兴木刻版画运动，似星星之火燎原了整个中国大地，以延安为代表的解放区（红区）新兴木刻版画也蓬勃发展了起来，代表人物有：古元，力群，马达，彦涵，石鲁，夏风，李少言等等。许多进步美术家在当时在报刊、杂志发表了大量的揭露社会黑暗，反对专制统治，追求民主自由的文章和美术作品。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不满。40年代后期国共战争进入白热化,国民党的统治也日趋专制化。1948年12月蒋介石亲自下令查封由知名人士储安平在上海创办《观察》社并逮捕《观察》进步人士，这就是近代史上被称为“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最后的绝唱” 的“《观察》事件”。此后，著名的“七君子”之一王造时先生亲自出面多方奔走以自己的影响力给当局施压。并于次年2月亲自担保和营救了包括美术家朱宣咸在内的数位《观察》进步人士出狱。1949年5月29日刘开渠、杨可扬、张乐平、（郑）野夫、庞薰琹、朱宣咸、温肇桐、陈烟桥、邵克萍、赵延年等国统区美术先驱代表上海美术界在《大公报》发表迎接解放的“美术工作者宣言”。该“宣言”的发表标志着国统区美术和上海近代美术史从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新中国前期绘画。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由于处于半封闭的状态，所以这一个时期的中国画创作是在一种相对狭小的空间中进行的。处于美术的正统地位的是由延安革命美术传统、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徐悲鸿所[1]  倡导的写实主义相结合而成的一种新中国模式的现实主义形式，但是由于上半世纪的美术发展的余波仍在，许多已有成就的老画家的艺术更加臻于成熟，一批新人也开始登上画坛。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到来，使得中国画的发展几乎陷于停顿。

>>>>国画沿革结语

中国画的起源，中国画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遗产，从已知独幅的战国帛画算起，至今已有2000余年的历史。如果从内蒙古、甘肃、山东、新疆以及东北各地的原始岩画和1986年发现于甘肃秦安大地湾原始地画来看，它的历史已不下5000年。

中国画简称“国画”，原来是泛指中国绘画，是为了区别于明末传入中国的西画而出现的概念。解放前称中国画为“国画”、称中医为“国医”、称中国武术为“国术”、称京剧为“国剧”、称广东音乐为“国乐”，这些冠以“国”字的名称解放之后都已改掉，唯有中国画仍保留“国画”的名称（50年代曾一度改称“彩墨画”）。

中国人物画字魏晋南北朝开始分为工笔和写意两大体系，以顾恺之、陆探微为代表的“细密精致而续丽”的画风。造型准确精细，色彩鲜艳富丽，称之为“密体”；以张僧繇为代表的的简练概括的画风，人物造型简练，赋彩单纯“迹简意淡而雅正”称之为“疏体”。唐代吴道子突破了当时工细密描、重彩积染的一般画风，创造了水墨淡彩及白描的新形式，吴道子作画时“落笔生风”，在用线上，追求遒劲雄壮，飞扬流动的美感，即所谓“吴带当风”，在用色上，“焦墨痕中略施微染，自然超出绩素”即所谓“吴装”。

两宋人物画相当发达，出现了不少杰出的人物画家，题材范围也比过去更加广泛。元代以后，由于主流转入山水和花鸟，人物画走向衰微。明清和近代出现了不少优秀的人物画家，特别是任伯年，继承文人画的笔墨，大胆吸收西洋画的技法，他既有深厚的传统功底，又善于汲取外来艺术的长处，从而创造了雅俗共赏的风格，拓宽了人物画的创作途径，对现代人物画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五四运动前后到新中国成立，李叔同、徐悲鸿、刘海粟等艺术大师，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把西洋画引入中国，促进了中国传统绘画的改革。创造出大量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使中国传统人物画，走向新的境界，并处处国门走向世界。此外还有中国山水画、中国花鸟画等。

近代中国画画风的演变，按时间的先后，可作以下六点特征性的概括分析：

1、阴阳的凹凸表现

近代中国画最早发生的变革表现在对人物肖像阴阳凹凸的渲染方面，最早可上溯到16-17世纪之间的明代人物画家曾鲸（字波臣），史籍记载他画人物，如镜取影，咄咄逼真，用淡墨渲染数十遍，必使凹凸分明而后止。陈衡恪认为他是受西洋画影响所致；日本美术史家大村西崖也认为他的画风是利玛窦来华后影响的结果。今人则多认为这两家说法皆无史料根据，不足为凭；甚至因为曾鲸的肖像画尚未如西洋人物画那样作半边明半边暗（即受光与背光）的技术处理，多采取平光的处理手法，而断言曾鲸的画风与西洋画风毫不相干。我们认为：陈衡恪和大村西崖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画风是时代风气所致，时风是渐变的，未必都有明确史料记载，未见记载而从画风演变的事实作判断，正说明了陈衡恪、大村西崖目光敏锐，看到了实质，作了阐述，补充了画史记载的不足。至于曾鲸笔下的肖像画作平光处理，更是中国画风渐变的必然。演变之初，不可能全盘吸收，只要受点启发，对传统作一些改变，便是革新。事实证明，直到郎世宁入值清廷，皇帝仍不允许他画“阴阳脸”，因为这种画法不符合中国人当时的欣赏习性。曾鲸的高明正在于受西洋画启发，对传统技法作了一点改进，使中国人物画更富有立体感，并形成了影响当时和后世的“波臣派”。

2、空间透视与章法布局

康熙、雍正年间，正式有西洋画家入值清廷，中国画家与西洋画家互相影响，画风发生了进一步的变革。这种变革首先表现在构图、布局和画面的空间处理方面。焦秉贞的《耕织图》和吴历的《柳村秋思图》可作为这一时期画风演变的典型代表。其特征是景物近大远小，道路曲折纵深，近景大面积地遮挡远景。这样的手法在以前的中国画中几乎是见不到的。

以上所论两点特征尚处于中国画向近代渐变的前奏阶段。更大的变化，即质变性飞跃，则发生在海上画派崛起以后的18-19世纪，自海上画派开始，中国画的变革才从造型、色彩、人体结构直到当代的抽象、变形等方面全方位展开。

3、写意造型

这一变化最突出地表现在花鸟画方面。中国花鸟画的写意造型经明代徐渭、陈淳、林良、沈周、唐寅到清代八大山人、石涛、扬州八怪，已十分成熟。近代花鸟画在继承明清传统的基础上又有进一步发展，主要表现在用笔方面，因清代金石考据之风盛行，书法和花鸟画用笔皆受金石美学风格的影响，追求“金石味”，用笔更加强调中锋，强调线条内在变化的丰富，力求厚重、老辣。赵之谦、吴昌硕是典型代表。山水则有黄宾虹，笔墨双高，尤擅用墨，堪为现代大师。

4、色彩

用色方面，古代花鸟画设色多以工笔双勾填彩。明清有泼墨没骨写意，但以墨为主，以色为辅。近代、尤其是现代花鸟画，一变以墨为主的传统，常常是色墨并重，甚至以色为主，色彩厚重、浓烈、夸张，以色当墨，用色如用墨一样地讲求笔法，当以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关良、朱屺瞻等为典型；也有以油画、水彩画法入画者，如傅抱石、林风眠、岭南画派等。

5、写实造型

20世纪大批留学生出国求学，引入了西方对景物写生的科学方法，西方讲究形体、解刨、结构、明暗、空间感的观念影响到中国画坛，出现了徐悲鸿、张书、蒋兆和等注重写实造型的画家。这种画风一直影响到延安时期的木刻运动、大跃进时期的宣传画和文化大革命新时期对工农民形象的表现，使中国画、尤其是中国画人物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崭新面貌。当代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生了抽象、变形的风格。

6、构图的多样化

焦秉贞、吴历在章法上的革新仅仅是有限的量变，本质上还停留在古代。油画、水彩画传入中国以后，中国画章法才发生了质变，在古代的基础啊上又向前发展了一步，正方形、黄金比、焦点透视等构图，被现代中国画家所时常采用。

以上六个方面是近代画风衍变的六个阶段，也是六种特征。当然，一件近代作品不可能同时具备这六种特征，多数只具备其中一个特征，也有的多种特征齐备。还有的近代绘画没有时代特征，纯然模仿古人，这样的画家不可能是划时代的大家，但如果画得很好，也同样具有一家的收藏价值（如黄秋图）。

何况很多近代大家都是从临摹古人起家的，即便是临摹品，对于研究这些大家的艺术，也具有很重要的资料和文物价值。